所谓代表都干了些什么 

车宏年

   中国农民人数众多。他们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家族式的村落隔离。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前，这种隔离状态由于中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中国农民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城市市民的各不相同，形成城乡差别。这种差别越大，相互间的敌对越烈。由于农民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而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全国性的联系、或任何一种政治组织，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已的名义来保护自已的利益。在这种体制下却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专制权力。这种权力名义上保护他们，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历史传统在中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等待一位开明的君主来拯救他们。中国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已的力量去改变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专制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利益的农村居民。专制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 建国前30年的严酷现实，使一部份中国农民抛弃了对于专制的幻想，并使他们觉醒。可是，每当他们自发上访（“上访”是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所谓的代表就用暴力把他们打回去。近20年来，中国农民的意识中发生了新思想和传统思想的斗争；政府也鼓舞农民接受改革开放的新事物，问题是：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政府害怕群众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理智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 经济改革使政府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保证农民能够自由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土地。可是，中国农民现在贫困的原因正是中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他们还肩负着赋税的重担，而赋税是官僚、军队、行政机构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庞大的官僚机构直接用捐税形式来加重人民的负担。捐税是官僚机构得来的不义之财，就是人民贫困的根源。换句话说，就是官僚们之所以得以骄奢淫逸，乃是人民以自已的血汗为代价付出捐税！ 不能简单地去理解“劳动致富”这句话。劳动者劳动了2、30年后，发现自已一无所有，甚至各种福利不知去向。养老金、生活费没有着落，可把中国的劳动者害苦了。而官僚既得利益者们则逍遥自在、不亦乐乎，“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一位老农民说出了自已心里话：“解放前俺村子，就已经有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了，一户地主、两户富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中共怕就怕农民起来抗争，因为农民抗捐、抗粮、维权，就会动摇专制的根基。 政府除了依赖暴力，还要依赖它所掌握的物来进行对人的控制，几乎完全依靠和通过对物的支配来进行对人的支配；通过对物的支配，对工人、农民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的支配，来获得对人的支配。以当今土地所有制为例，政府以农民租赁和承包方式为先决条件。人民公社方式不是以物对人控制，而是以意识形态对人控制。改革开放冲破了以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转而以物对人进行控制和支配。中共还采用强奸方式教育工人和农民懂得他们一生的使命，以及他们对社会和国家的领导者应尽的义务；同时，教导他们愉快地满足于他们的人间命运，满足于有饭吃，满足于低微的工资，满足于共产党鞭笞以及诸如此类的好事。而所有这些，都是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今天进行的。 中国的官僚权贵已变成资产者了。他们同工人、农民处于公开或隐蔽的对抗状态。工人下岗失业所造成的贫困，象财富那样，大量产生。官僚权贵对他们赖以取得财富的下岗失业工人的疾苦漠不关心。不过他们的确在经济改革，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不协调、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因为这样，他们可以再利用自已的权威，在经济上获得更多的利益。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改革开放，工人、农民只是受暂时的、偶然的苦难。在他们看来，下岗失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病痛，正如自然界中新生出来和工业上新东西出现时的情况一样。为了不受良心的责备，他们想尽量缓和下岗失业工人的不满。他们劝工人安分守已、好好工作、少生孩子。但他们贪婪的野心也在不断地暴露出来。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腐败，趁机在经济上大捞一把。他们是这一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劳动者按劳取愁，多劳多德；贪官按捞取酬，多捞多得。既得利益集团自命高尚，蔑视那些用劳动创造财富的工人、农民。他们的一言一语都仿照他们的前辈。而他们的模仿只不过是卖弄风骚罢了；最终结果都成了资产者、剥削者了，时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 海因岑他有一段道出了专制的手段：“一个人把整个国家抓在自已手里，使全体人民或多或少地不仅在物质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为他个人和他的亲信牺牲，在人民中造成高低不同的层次阶梯，象区分肥肉瘦肉一样把人民分成等级，并且实质上只为了自已的利益而把国家的每一成员变成另一成员的公开敌人。”正象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列宁为什么把农民分成四个等级，毛泽东又是怎样把农民分成贫、下、中、富；如果知道什么是群众斗群众，就不难理解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如果了解了列宁无产阶级专政不受法律约束，那么，就不难理解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孟德斯鸠说过：政治的腐败，实际上也是道德的腐败。 如今既得利益集团，以自高自大的态度把专制者的理论同人民的智慧相对立，轻率自满，大发无边无际的空论，为狭隘而僵化的概念所束缚，并在同样的程度上诉诸极微的实践以对抗一切理论，既不满于现状，又反对进步；粗暴、歇斯底里地、甚至举起大刀挥向来自人民的一切进步的善举；他们在不断自我抒情的同时却也立下了一座座悲壮的纪念碑！

民主通讯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