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其政治制度本身 的不断改革、调整密不可分

车宏年

让我们了解一下西方社会经济发展史，以便有利于对我国经济发展有所借鉴。从马克思预言西方资本主义必然被埋葬之日起，至今已过去了一个半世纪。历史已证明马克思的警告式的预言，事实上是西方人的福音。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进行了一连串的社会改革，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推进人类文明的机会。这使他们在整个人类近代史上处于人类文明的前列。

对于我们现代中国人来说，我们所面临的建立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任务，将不可能允许我们重走西方人那条过于漫长的老路。只要我们能真正从理论上把握所有有关问题的实质，我们是能够在较短的时期达到我们的目标的。现实中就存在着这种先例。同样的路，英国（包括欧洲）走了600年，美国走了200年，日本走了100年。中国走向世界的路上已经走了100多年了，要达到美、日的水平并与之齐头并进，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多少年呢？这就要看我们中国人自己如何用实际行动回答了！

英国社会保障系统的发展史，实际上也是英国社会的改革史。而这种改革的高潮尤其呈现在酝酿阶段（1688～1906）。在这一阶段200多年中，英国实际上扮演了人类历史火车头的角色。可以认为，这一时期的英国简直凝聚了当时人类文明的精华，在人类文化的几乎一切方面它都是那么众星闪耀、辉煌灿烂。它“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的诞生；它提供了“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弗．培根以及随后一大群杰出的哲学思想家。他们共同开辟了具有伟大的科学繁殖力和创造力和经验主义哲学园地；它提供了人类自由思想的始祖──洛克；它提供了“现代的政治经济学的始祖”──威兼．配第（1623～1987）；它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自由资本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和最后完成者─—亚当．斯密（1723～1790）、李嘉图（1770～1823）；它为人类提供了一大批关切人类共同命运的杰出的社会思想家、人文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光辉的著作，例如托马斯．莫尔（1478～1535）及其《乌托邦》、弥尔顿（1608～1657）及其《论出版自由》、《为英国人民辩护》、李尔本（1614～167）及其《人民公约》、《贵族专政的剖析》、温斯坦莱（1609～1652）及其《自由法》。霍布斯及其《论公民》、《利维坦》、洛克及其《政府论》、穆勒及其《论自由》……，它首创了人类第一次产生革命。它提供了人类最早确认并保护个人技术发明创造价值的法律制度—专利法。它提供了人类最早的动力革命─—瓦特1746～1819──的蒸汽机发明；它贡献了人类近代第一位科学巨星─—牛顿（1942～1727）和引起人类巨大观念的变革的伟大科学家─—达尔文（1809～1882）……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

可以明显看到，这一时期的英国社会处于全方位的创新、革新、革命、全面地突飞猛进。而所有这一切变革全部密切关联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即这时的英国社会管理系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社会管理系统的变革（也即社会法、行政、司法等上层社会管理部份的结构和功能的变革）。17世纪初，斯图亚特王朝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它的封建性质的腐朽。大臣专横，挥霍无度，滥征新税；工商业中的封建垄断和专卖制度严重限制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加之对政治反对派和清教徒的残酷迫害等等，国内的种种社会力量愈来愈集中表现于王党和国会两派的斗争，并最终爆发了内战。国会军在克伦威尔率领下取得了胜利。英王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1647）。然而克伦威尔的独裁断送了共和国。关于其本人死后按封建惯例由其儿子理查即位（1658）。倒退的历史最终变为斯图亚特王的复辟（1660）。尽管如此，人心思变，社会潮流非少数人的意志能遏止。虽然英国人只是采取了妥协的形式，通过一次宫廷政变，借助荷兰执政奥伦治的威兼的军队的力量推翻了复辟王朝（1688年11月）。经过近半个世纪曲折反复的斗争，英国人终于翻了封建专制制度，确立了君主宪制，“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的诞生。这一次政变即史称“光荣革命”。

“光荣革命”的第二年，国会便通过了《权利法案》。王冠与民权宣言一道被献给两位君王（威兼和玛丽）。“法案”限制了国王的权利。没有国会的同意，国王无权停止法律的效力，无权建立专门法庭，无权随意征收和使用税款，无权建立常备军等等。国会是最高立法机关，分上、下两院。内阁操纵国家行政权利，内阁由拥有多数席位的党派组成，且仅对国会负责。大臣名义上由国王任命，首相一般是多数党的领袖。国王“统而不治”，实际上并愈来愈成为一种仅仅最高权利的象征。

“光荣革命”给英国人带来的是人类公共理性─—法律的权威对一切个人权力的超越，国会的立法权威对国王权利的超越，是个人专制时代的历史终结。这是引起英国后来几乎形成连锁反应的一连串重大历史事件（如工业革命、农业革命，科学革命、国会改革、宪章运动、文官制度改革、劳动立法等等）的最根本的起点和前提。包括社会保障系统，因为社会保障系统的产生和完成，实质上且最终是通过严格意义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的操作过程来体现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法律本身的权威，没有立法机构─—国会──超越于国王和少数社会权贵的权威，所有社会改革的措施是必难推进的。当然，历史同样证明，如果没有广大人民劳动者积极的政治性参与和顽强斗争的精神，上层国会也是难以主动采取措施的。英国社会管理系统更大量的变更发生在19世纪。这与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以来的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显然是密切相关的。19世纪初期出现了维护一般人基本权利的激进派运动著名代表是威廉．科伯特（1762～1853）。他们通过《共和主义者》、《每周政治纪事报》等自己创办的报纸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要求改革国会、扩大选举权，表现了一般英国人民政治性参与意愿的觉醒。1819年9月16日激进派在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举行了约8万多人参加的大集会。政府出动军警弹压，示威群众死伤600余人，史称“彼得卢大屠杀”（以此对称于滑铁卢对拿破伦之战，讽刺当局对手无寸铁的民众的胜利）。政府颁布法令，禁止政治性集会，禁止出版反政府的书刊，并用征税手段限制激进派出版物的发行。但是人民的斗争并没有中止。间接的成果是5年后废除了禁止结社的法令，允许工会合法存在。于是各种“工会”、“协会”、“联盟”相继成立。这些组织均以改革国会作为自己组织活动的目标。这些努力终于促成了1832年国会改革法案的通过。这次改革降低了选民的财产资格。接着1867年又通过第二次改革方案选民资格扩及所有城镇工人。

1870年的文官制度改革，确立了录用文官必须通过公开竟争的考试的原则，以杜绝人事制度中的腐败现象，提高行政效率，1873～1876年对司法制度进行改组，简化了司法程序；1872年国会又实行了无记名投票选举办法。

1733年工人凯发发明飞梭织布机，1764年理发师阿顿发明水力纺纱机，1769年工人瓦特发明蒸气机车，1779年青年工人克隆普顿发明自动螺机，1785年工人史第芬逊发明蒸气机车，在英国掀起了铺设铁路的热潮……。所有这些发明者的利益都经过登记受到专利制度的保护。人们的创造直接与自身的利益，幸福紧密关联。这一连串发明创造掀起了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尤其其中标志着动力革命的瓦特蒸汽机的发明，更是给予工业革命以巨大的推动。

工业革命、商业革命、农业革命，构成了整体的产业革命。英国的农业人口1841年就已降到全部人口的22%以下。

与此同时，处于英国社会智能文化、信息生产系统和权能文化信息生产系统中的大量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自从弗．培根以来的大量英国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牛顿、威廉、配弟、亚当．斯密、李嘉图，休膜、边沁、穆勒、达尔文、斯宾塞……，共同为英国的（从而也是为人类世界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创立了深厚的学以致用的经验主义哲学思想基础。

洛克开创了人类近代最早的关于自由的政治思想基础。他的关于人类意志自由思想理论，不仅影响了英国人民对民主政治的追求，而且影响到法兰西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他是第一个从理论上论证了以天赋人权为核心的社会契约论的人。他也是分权政治理论的最早提出者之一；在英国，最早提出“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家是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约翰．弥尔顿。他认为政府的目的“不论在和平或战争时期都首先应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这是“完善的政治生活的先决条件”。他把言论出版自由看作是“一切伟大智慧的奶母”，扼杀这种自由即是“扼杀一个民族的智慧”；威廉．配弟提出了最初形式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亚当．斯密他创造了在“一只无形的手”控制下完全自由竞争中的纯粹“经济人”模型；李嘉国进一步从劳动时间对商品价值的决定论学说和剩余价值的各种形式等方面，客观地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故马克思称他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后最伟大的代表”；边沁创立了功利主义的法学、伦理学说，主张“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利益”，利已主义原则是保证“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利他主义）的手段，“避苦求乐”是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行动准则。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自由竞争，是自由资本主义法学、伦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这一历史阶段涌现出了一大批关切人间疾苦、关心人类共同命运的社会思想家、人文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乃至科学社会主义者。

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后半叶的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讲民主和自由的国度。在这里，人们可以具有较多的集会结社和言论出版的自由。这时英伦岛成了大陆其他国家的政治流亡者的避难地。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这里对于人类智慧的头脑，具有最大的吸引力。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在这里最后创立了他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及其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1884年英国社会主义联盟成立，同年费边社会主义团体也应运而生，掀起了进行社会调查、揭露社会矛盾、呼吁社会改革的热潮。言论出版自由为知识份子们积极投入社会改革兴起有益于改革的公众舆论，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其中特别是韦伯夫人为皇家委员起草的关于济贫法的《少数人报告》和后来被称为“英国福利制度之父”的社会问题专家贝弗里奇的《关于失业问题的报告》及其后来（1942）的题为《社会保险和有关的服务》的报告……。

这一系列的社会调查报告的发表，引起了一股巨大的、要求社会改革的公众论舆的潮流。连续当政了20年的保守党下台。1906大选不仅使自由党以压倒多数上台，同时使英国工运的政治代表─—工党──首次登上政治舞台。新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社会福利立法，从而肇始了英国新的社会改革的时期─—社会保障系统不断完善成型的时期。原先限于民间自发的福利保障机制，开始由政府接手，从而使之迈出了福利保障问题社会化的强劲步伐。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本世纪2、30年代，英国二次陷入经济机。尤其是30年代世界性的大萧条，给予英国社会以深刻的震荡。工人罢工此起彼伏，并最终引起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总罢工，人数达600万，坚持斗争达7个月之久。1920年诞生了英国共产党。它主张通过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一主张未能得到多数工人的赞同。

这一时间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是30年代中期开始的凯恩斯经济学革命。他针对当时英国社会中的所谓“富裕中的贫困”现象展开了斗争。他一反传统的放任自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鼓吹通过扩大政府的经济职能相对地遏止那只“无形的手”，甚至不惜实施赤字财政，兴办公共事业，更多地吸收社会闲置劳动力，尽一切可能实现充分就业，刺激社会需要，从而达到相对社会利益的平均分配，增加普通劳动者的购买力，鼓励人们消费等等，以此，平息急剧的罢工风暴，拯救自由民主制度。此后数十年的历史证明，凯恩斯的理论确实获得了显著的成功。可以认为，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是后来英国推行福利主义、完善社会保障系统机制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与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几乎同样重要的有1942年12月贝弗里奇受政府委托起草的题为《社会保险和有关的报告》的报告。这一报告的问世引起强烈轰动。这份报告基本上为英国的福利主义勾勒出了重要的蓝图。并且，贝弗里奇本人因此被人誉为“英国福利主义制度之父”。

报告认为，英国社会政策应以消灭贫困、疾病、肮脏、无知和懒惰五大害为目标，主张通过建立一个全社会性的国民保险制度，对每个公民提供以下七个方面的社会保障：一、儿童补助；二、养老金；三、残废津贴（包括因病而丧失工作者）；四、失业救济；五、丧葬补助；六丧失生活来源（如火灾、失盗、破产等）补助；七、妇女福利（对孕妇、寡妇和被丈夫遗弃的妇女的补助和救济）。报告提出如下五项基本原则。

（一）这个社会保险制度以统一的标准发放津贴或救济，而不问领取　　　者从前的收入多少；（二）参加保险者按统一标准交纳保险金，不分贫富；（三）统一社会福利行政管理；（四）发放的救津或津贴应足以维持正常生活，而无需再要求其他资　　　助，享受救济或津贴的时间以需要为准，不受其他限制；（五）社会保险范围包括所有公民及他们生活的必需方面。

这一报告得到了工党的全面支持。而当时担任执政的丘吉尔保守党政府则担心财政支出难以应付。这一点至少是微妙地决定了1945年大选后果的重要原困之一。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功绩，使他成为英国的民族英雄。人民对他报以热烈的欢呼。但是在选举中，人民却抛弃了他。具有民主传统的英国人民，不愿意让一个战争中叱咤风云、威望极至的英雄，继续在和平时掌握政权。因为，这有可能导致独裁专制。从这一点可以显然看出英国民众优秀的政治参与素质。类似的情况在中国的历史上却是难以发生的。从另一方面看，人们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宣布要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工党身上。工党在大选中提出题为《让我面向未来》的竞选纲领。这说明它适时地把握了当时英国公众的心理。在这纲领中，它提出了大规模的国有化计划和实行社会福利建设的政策。为此，它赢得了大量的选票。事实上也是，以艾德礼为首的工党政府一上台，即在贝弗里奇报告的基础提出并实现了一系列重要社会立法。到1948年7月，各项法律一一开始生效。工党政府首相艾德礼宣布，英国已建立成福利国家。至此终于使英国成为了西方最早建成全民性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经过20多年的补充完善，英国实现了对全体公民“从摇篮到墓地”的非常全面的福利和教育的保障。下面扼要地列举出“从摇篮到墓地”的部份保障内容：

出生——所有的母亲在婴儿出生后都可得到25英磅婴儿出生补助；有工作的妇女假期间工资照付；贫困的母亲可获得附加补助，加上一次性补助，每个婴儿出生的医药费平均1,150英磅，全免。

儿童时代（16岁以前）——每个儿童每星期得6.85英磅津贴；贫困失业家庭11岁以下儿童每星期得9.60英磅津贴；未失业贫困家庭可莸得家庭收入补助；小学和中学教育免费；有的儿童可享受免费牛奶、午餐供应。

中学毕业后（16岁以后）─—如果参加计划的青年培训，每星期可得26.25英磅；如果没有工作，可领附加补助，每星期17.30英磅；如果上大学，每年可得补助，最多为1,775英磅。

成年——患病时，至少8星期内工资照付；如果缴纳了国民保险金，可获得28个星期疾病津贴，每星期44.05英磅，如果生活困难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可获得每星期64.75英磅的附加补助，抵押贷款、房租、税收均由国家代付。

失业——如已缴纳国民保险金，每星期可得46.00英磅失业救济金，如果生活仍然困难，可得补充救济；还可获得其他补助，如添置必要的家具等等。

退休——如已缴纳国民保险金，每对夫妇每星期得57.30英磅养老金；订有工作合同者尚可得收入养老金；贫困者的养老金最多可达每星期57.10英磅，外加2.10英磅取暖费，老年人可享受减免交通费、家庭服务等待遇。

死亡——死亡时给予30英磅补助；寡妇、鳏夫领取单人养老金每星期35.80英磅。

至此，我们可以大致作一归纳；资产阶级政治革命（1688）、法律和国会立法权威的确立（1689）、产业革命（18世纪中叶开始）、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贯穿近代史始终）知识份子广泛社会调查和强有力的公众舆论（特别兴起于19世纪中叶）、凯恩斯性其经济学革命（20世纪30年代）、贝弗里奇报告（1942），以费边社成员、工党领袖艾德礼为首的工党政府上台（1945）……这就是英国社会保障系统逐渐发展成型的基体历程，也是英国社会不断改革的历程。

我们再看看西方本世纪70年代的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各国竟相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扩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一反2、30年代的萧条景况，取得了几乎连续20多年的经济增长。本世纪50、60年代可以说是西方近百年来罕见的高速发展时期，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所谓“黄金时代”。西方各国的社会福利事业迅速发展，失业率下降，个人收入水平提高，社会生产一派兴旺景象。“福利国家”获得了广泛的声誉。然而进入70年代，73～75年情况急转直下，爆发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严重的经济危机。70～80年代的英国，它的经济衰退，更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最严重的一个。80年代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3%。从1970～1978年英国失业人口增长31.3倍。1980年英国消费物价年上涨率达到18%。这年5月甚至达到21.9%，而在50年代只有2.5%。福利国家的个人消费靠债台高筑，国家的公共支出同样债台高筑，财政赤字已成天文数字。

然而不幸的是，1979年～1981年正当石油价格纷纷下跌的时候，西方国家甚至爆发了更厉害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并且1979年7月首先引爆于英国。这次危机使西方国家的政策制订者们震惊了。西方各国纷纷在“福利国家”的道路上开倒车。原先坚持福利主义的执政的社会党、工党在大选中纷纷落马。英国保守党于1979年5月击败工党取得执政党的地位。

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在1984年巴黎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指出，新的一代显然日益趋向经济自由主义。西方国家只有少数老学者还继续相信政府干预的作用。在美国，经济理论中的供应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他们反对把总需求当作调节经济的的杠杆，反对国家过份干预经济，反对以高举债、高税收取得高福利、高消费，主张加强市场机制，削减政府开支，回到自由放任的经济中去。英国撒切尔政府自1979年后大力推行国营企业私有化，到1984年已有10几家大型国营企业的全部或大部份股票由政府出售给私人，有40多万工人被转入私营部门；同时，在预算中全面削减福利开支。撒切尔夫人把福利制度看作是英国社会中的“一颗定时炸弹”，庞大的福利经费占了英国的经济发展；失业者与低工资收入相差甚微，替代率高达80%～90%。这实际上是在鼓励人们的懒散，并且显然是造成所谓“贫困陷井”、“失业陷井”的重要原因之一。撒切尔夫人授权卫生和社会保障大臣弗勒组成委员会提出改革方案，首先是减税，削减福利开支。英国财政部亦于1984年发表了题为《社会保障的改革》的调查报告。然而改革谈何容易，向福利开刀，祸及穷人，同时也反过来威胁到执政党自身在大选中的命运。撒切尔夫人是进亦忧，退也忧。她的继续连任证明，她的改革措施是得到英国人多数人支持的。撒切尔夫人的警句是：“世界的最大不公正就是平等，平等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只有在这种机制下，每个人才有实现自我的可能。”

《民主通讯》2002.10.31 【车宏年】自选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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