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孤军深入的二十年

车宏年

中国即将加入“ＷＴＯ”的时候，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紧缩的困境中。城市中亏损的全民企业不断增加，把企业经营亏损后果转嫁到全体人民头上，一方面产品卖不出去，另一方面对职工消费基金的恶性膨胀、职工下岗失业、通货紧缩、企业负债累累、企业人员负担过重，中国的福利制度的不健全，造成失业人员、离退休人员生活养老、医疗难以保障。1999年财政赤字达1,800～2,000亿。

企业微观机制失衡何以能迅速放大，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大动荡，这里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我国社会体制是一座完整的“科层金安塔”它的结构特征是层次分明、依次固定。

80年代初人民公社在农村改革中解体，科层体制在失去基础。县以下体制上出现了基于政府与农民户财产关系断裂而造成的体制断层。过去，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均被严格控制，不得不承受剪刀差的剥夺。一旦体制断裂，他们即获得了巨大的主体发展和组织发育空间。农村经济之所以活跃、多样化，村委会民主选举（基本上达到自由）、体制断层留下发育空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事实上，农村改革是农民摆脱被剥夺者地位的一场革命。而城市改革，则是打破长期形成的凭借社会身分获取既得利益的自我革命。

由于城乡改革不同步，城市依然维持着旧体制的科层金字塔。在这种体制中，一个企业的微观机制与社会体制内影子重合的其他同构体大致无二。所以，消费扩展、投资扩张、生产增长有限，就是所有同构体的通病，是体制结构本身的弊病。

企业改革，对于工人、企业负责人和管理机关的干部来说，是自我革命、自我利益再分配，或称割肉自啖。这显然并非易事。

我国经济效益过低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中突出的表现之一，是我国原村料和能源消耗太大。有关资料表明，我国每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能耗已跃居世界第一。我国能源消费总量跟日本差不多，而国民生产总值1986年仅相当于日本的1/6。

我国每生产一美元价值所消耗的能源，相当于印度和美国的2.7倍，日本的5.8倍，西德的4.2倍，巴西的6.5倍；消耗的钢材相当于日本的2.1倍，西德的3.9倍，美国的2.3倍，巴西的2.2倍，法国的3.4倍。我国的面积广大，人口众多，经济建设铺得摊子很大。在现代化建设中，我国正迅速向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大国发展，而投入产出水平却这样低下。对一个和其他自然资源储量并不十分丰裕的国家来说，这种状况不能不令人担忧。

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我国同国际先进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不仅很大，而且有逐步扩大的趋势。目前我国许多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只及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虽然我国实行低工资，但某些产品成本却高于先进国家：小汽车成本比日本高约1至3倍，半导体分立器件高约6至10倍，大规模集成电路高约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1983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352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的1/40，瑞士1/50，日本的1/30，新加坡1/17，阿尔及利亚的1/7，前苏联的1/14，名列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之后，与索马里，坦桑尼亚相近。这些年来，我们与发达国家的这种差距越来越大了。

中国的经济网络不是市场关联，而是政府组织。各级行政组织之间的经济活动，尽可以得到政府评价系统的承认。然而，被政府承认的经济活动，不完全代表真实的社会评价系统承认。但这无效供给和投资部份非但被政府出于保障社会生存的目的而庇护，而且随着经济的扩张而扩大。

市场体系中的繁荣与体系中的繁荣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自然繁荣，后者是人造繁荣。

尽管我们的宪法中以及各种各样的文件中充满了“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所有”、“人民群众是生产资料的主人”的华丽辞藻，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运行中，人民群众基本上与这个所有权无缘。

纵观我国建国以来，50年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政治决策、行政权力一直是经济活动运行的首要前提。说到底，这种经济是一种政治经济、权力经济，权力成为经济活动的第一要素。在权力成为经济活动的首要素的时候，权钱交换的基础也就形成了。既然一项经济活动能否进行或是能否有利可图，要取决于官员们手中的权力，那么用金钱来购买权力就成为经济活动中经常的必须的内容。为什么在前30年腐化现象远没有今天重，这就涉及到全能政府转化为腐败的另一个条件，就是“权力交易市场”的形成。

建国50年搞了30年的政治挂帅，一切都是以政治为核心，一切都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科研、教育、文艺创作，甚至物质资料的生产、流通、消费，莫不围绕“无产阶级政治”这个核心。总之，一切都必须在无产阶级帐上清算一遍之后才有存在的可能。阶级斗争之纲、无产阶级政治之线不断地伸延，不断地生长，实际上是把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力无限扩张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一切角落。结果很明显，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只见党和国家行政权能之树，难见其他社会职能之林；经济是行政控制的经济，科研是行政控制的科研，教育是行政控制的教育，文学艺术是行政控制的文学艺术……甚至人民的舆论，也是行政控制的舆论。30年不断的政治运动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么一种现实：一个结结实实全面行政化的社会，一个完全层层行政官员直接控制的国家，一个贯穿了社会中一切职能系统的金字塔型的政治体制。

在政治体制得不到相应的变革之前，仅经济系统的放开，都只能是一种极冒风险的行动，都必然招致权力向金钱转换的裂口，导致政府行政机构的加速腐败，给范围极广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害，给进一步的改革造成巨大而持久的障碍。

明明中国的经济几乎完全受到中国的政治体制的制约，偏偏只谈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明明政治一直是中国社会一切职能的中心，偏偏无视这一事实，而只注意一个经济中心；明明中国急待改革的是中国社会职能全面行政化（官僚化）的政治体制，以及由它所体现的缺乏具体责任承担者的“公”有制，偏偏把改革的关键说成是理顺价格、明确产权……。这种避重就轻、避强就弱的谋略，或许可收一时之效，实则酿成后患无穷。当前改革所遭遇到的困境决不能认为与这种策略无关。

要改革就必须允许具有理论探讨的完全自由。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是人类近代社会的一切进步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和支点。

中国社会改革的出路，只能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以此为中心的全面配套改革，更明确言之，即国家政治体制民主化、企业经济职能自主化、改革理论探讨自由化。舍此不行，仅经济领域的孤军深入，纵然经济谋略家有拿破仑的奇才，照样摆不脱他自身滑铁卢的命运。

政治领域的腐败行为、经济领域的一筹莫展、文化领域的动摇不定，使人们在改革已走过20年历程的今天，仍然没有树立起改革前程的必胜信念。许多真正善于思考的有识之士，都在内心默念着、忧思着这样一种猜测：经济改革到底能走多远？

在政治领域，非民主、非规范行为正在无可奈何地被人们承受下来，作为一种不可改变的强大现实；民主和自由的规则正渐渐被当作一种不着边际的空想而被放弃；人们的政治参与和政治信任度正在成比例地直线下降；在文化的领域，几十年文化讨论的现代化热情，正在退减为无价值性学术考据，而百姓对文化的价值感正在随着经济、政治的不景气变为一种准备承受一切痛苦的负罪感以及准备应付一切事变的消极观望感和麻木等待感。在经济领域，国企沉重的负债、人员包袱、职工福利、下岗失业、政企不分、产权不明等。这种危机现象所造成的一个根本性危机是：进一步改革的原动力极难启动，进一步改革的合理性极难确立。

改革面临着一种不能仅仅有政治、经济、文化，哪一部份来单独承担的危机。改革面临着其本身的整体性的合理性、合法性危机：改革是什么？改革的根本目的在哪？改革的合理性怎样重新阐释？改革的合法性如何再得到普遍承认？这些问题，必须得到根本的解答。否则，改革就失去了合理性，改革就没有深入人心，改革就没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的合法性。这样，改革就要被断送。

国企改革包袱沉重、举步艰难。我国的国有企业，从来就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只能生，不能死。工人名义上是企业的当然主人，又只能进，不能出。“谁家的孩子谁往回抱”的理论，结果是所有国有企业差不多都人满为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农村改革抓得较早，国有企业改革长期滞后。结果，20年来国企职工总的来说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至少增加了50%以上。国有经济占用着国家和社会的大部份的资源，包括全国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的70%左右，而它能够为国家创造的财富，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只有三分之一左右；按当年新增部份计算，只有不到20%。其效益之低、损失浪费之大，可以说已经到了十分惊人的地步。

国有企业人员太多的问题积累的时间太长了。许多企业已经被拖垮了。如今要下岗分流的人至少千万以上。近一年多来，我们的经济发展由热变冷。许多行业不景气，一下子提供不出太多的新的就业岗位。而我们又没有可能很快地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制度。如果仅仅是让职工下岗，必要的生活保障跟不上，不论职工还是社会都承受不了。

长期以来，我们并不把国有企业当成一个自主的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单位和经济实体，而是把它当作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基层政权组织，并且按照小农经济的思路，提倡工农兵学商什么都要干，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什么都要管。结果是把稍大一些的国有企业都办成了一个小社会。用一些企业自已的话来说，他们除了火葬场以外，几乎无所不搞、无所不包。不少企业仅用于各种非生产性单位人员，就占到职工总数的40%～50%。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我们把企业搞成一个个小社会的最大后遣症，就是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中都没有这部份社会性占业的资金。由于政府和社会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积累，现在一下子要政府去负担这部份欠帐的开销，当然负担不起。

比如大家最关心的医疗保险问题、下岗失业问题和退休职工的养老金问题，一般各国都有套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由国家设立专门的社会保障机构，每年按法律规定的一定比例，负责统一收缴积累、保值增值与管理发放，以保证职工的医疗需要、退休生活与失业生存。这对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定与和谐，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从“大跃进”时期起，职工就和企业拴在一起。职工退了休，也不能脱离企业，生老病死和公费医疗等都由企业负责到底。在资金支付上，也是现收现付，就是一方面要管退休职工的养老和医疗开支，另一方面在职职工却不需要为自己的医疗和养老交纳任何费用，企业也不预提任何积累。企业的所有税后利润又被国家全部拿走，进入财政预算，用作各种行政事业开支和新建企业的投资，企业和国家都没有把这笔钱留下来。

到目前为止，国有企业已经退休的职工占在职职工的比重，全国已经超过四分之一，在上海等老一些的工业城市已经超过40%，有的甚至超过50%。换句话说，就是不少企业现在是两、三个在职职工在供养一个退休职工。今天不要说许多企业拖欠退休职工的医药费和退休费，不少政府部门也已出现类似情况。为什么政府下决心从1999年起全面进行医疗制度改革？除了过去那种公费医疗制度在浪费太大、弊端太多以外，同时也是因为企业和政府都负担不起了。50年来，企业和国家都没留下这笔钱。这就使得旧有职工保障制度今天终于垮了下来。仅仅医疗保障一项都难以承受，要建立一整套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困难之大更是可想而知。要把退休人员全部由政府和社会负担起来，目前确实还没有这个力量。这毕竟是一笔几十年的巨额欠帐。过去的钱都花掉了，如今国家财政又年年收不抵支，很大程度上还要靠发行国债，增加负债来过日子。（1999年9月份，又发行了600亿长期国债。）因此，目前还只能采取政府、企业和职工个人三者都负担一点的办法。也就是说，企业现在的压力还减轻不了。（每个职工的压力也不轻。）退休职工每月拿500多元的这一部份人不少，干了50多年每月退休金500多元，也就是说每干10年退休金100元，每干1年退休金仅10元。

国有企业改革，不是找到几个好厂长、总结几条经验，就能大功告成的。很重要地，还是要建立起一套有利于企业管理和经营的规范与制度。在改革之初，我们为什么就极力呼吁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两权（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根本原因，就是希望能够让企业真正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轨道，让企业真正有独立法人资格，能够顺应市场的需要，按照企业家的思路和主张去进行独立的经济活动。

但是，改革进行到现在，这方面的问题仍旧没有能够得到解决。只要是国有企业，厂长、经理一般还要经过上级党的组织部门来任命，具体规定其行政级别。企业与主管部门之间依旧保持着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甚至上面有多少线，企业就得设多少内部机构，少了还不行。每个部门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那点权力。厂长、书记两条线，往往不团结，生产经营大受影响。为了解决这些所谓的“三心”、“二心”的矛盾，有的地方实行了厂长、经理、书记一肩挑，内部矛盾倒是没有了，生产经营有的也可能搞得不错，但往往又变成了“内部人控制”监督失控的危险又潜伏下来了，也很难由此树立一种规范的经营者任职模式。

我国的政府机构，过去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设置的。改革开放以来，迄今为止已进行过三轮机构改革：1983年第一轮改革，1988年第二轮改革，1993年第三轮改革。但政府机构数量和人员，往往都是当时减了下来，很快就又增加得更多。三轮改革之前，我们由国家财政开支的机关及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为2,015万人，到1997年也就是三轮改革之后，反而增加到了3,675万人，增长380%以上，是同期全国人口增长速度的三倍还多。

这3,675万人“吃皇粮”是什么概念？中国古代实际上领皇粮（官俸）的地方官吏很有限，地方经济事物政府也基本上不参与，而只管贡赋、劳役、税收等。从历史上，全国平均一个“吃皇粮”的人有多少人口来代养呢？汉朝大概将近8,000人，唐朝大约4,000人，元朝大约2,600人，清朝大约900人，全国解放初期大约为300余人，改革开放前大约为50人，1997年则降到33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官”民之比已经达到1：30左右的惊人数字。仅以平均每人每年1万元工资和福利性工资计算，国家就要支付4千亿元。何况养这么多脱产的干部，就有房子、车子、电话、办公、出差开会等种种开销乃至种种待遇，国家每年花在这些方面的钱又恐几倍于4千亿元不止。难怪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搞不起来。国家财政如牛负重，难怪朱熔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那样痛心疾首。应该说，这是朱前任的失职有直接责任。何止责任，实际是犯罪。

我们经常可以发现，政府机关里除正职以处，有多得让人吃惊副职、副部长、副处长、副科长……，少则三、五个，多由几十个，还有名目繁多的这个“委”、那个“办”。这么多的“官”，这么多的“办”，企业和政府之间又是隶属关系，企业的日子还能好过得了！

朱熔基总理提出三年搞好政府机构改革的设想，也是万分必要的。但必须看到的是，政府机构的改革，目前，还远没有到位，除了各级地方政府机构还没有改革以外，即使中央一级已经进行了改革的机构，也还没有完全实现职能转换。企业与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还没有改变，以致在目前所进行的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和实行公司制改组的过程中，仍旧出现大量不规范的现象。

比如，绝大多数已经改组的公司，仍旧是国家独资公司，并没有做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绝大多数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都是一个人兼任，并继续采用行政任命的办法。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并没有合理地分离；绝大多数公司都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公司制治理结构，即不能做到所有者、决策者、经营者和监督者都分别到位，并形成一种既能相互协调合作、又能相互制衡监督的机制。因此，企业仍不可能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种情况如不尽快改变，很可能大多数公司会成为一种有名无实的“翻牌公司”，穿新鞋走老路，达不到预期效果。

有段时间，全国到处都在强调企业管理，甚至提出要用“三铁”（铁面孔、铁心肠、铁手段）来砸“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到头来也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因为这要砸的“三铁”，不是下面企业决定的，而是上面体制决定的。况且，你砸了这些人的“饭碗”、“交椅”，又不能把他们都赶到社会上去（有工人下岗，没有干部、管理者下岗的说法），不得由厂里想各种办法养起来（工人能行吗？）。这对其他职工也根本起不到震慑和教育作用。

看起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确不是容易的事。如果连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这些喊了多年的问题至今都不能真正解决，我们的国企改革如何才能真正走出困境。

事实上，我们的国有企业如果不进行大刀阔斧的、带根本性的改革，我们的政府机构改革如果不相应跟上国企改革的步伐，我国国有经济的比重还将继续下降。这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已经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一种观客趋势了。如果我们的认识继续停留在原来的水平，非要靠国家财政力量或国家银行去保持国有企业的比重不下降，将来的后果就不只是国有企业保得住保不住的问题；搞不好，整个国民经济都可能被拖垮，甚至引起某种意想不到的经济和社会动荡。

我们不大理解，公有制对我们来说，究竟应当是目标呢、还是应当只是争取实现人的解放和幸福的一种手段呢？“文革”时那种“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观点早已成为笑谈。可是今天好象还有人停留在同样的水平上，实际上是在主张为“公有制”而搞公有制。他们自以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可是马克思从来都是主张“共同拥有财产”即共产，何尝提倡过“公有”？在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里，更不存在所谓的“国家所有制”。我们今天怎么能够简单地拿国有经济比重的多少来判定是不是社会主义呢？

实际上，从1956年我们过早地搞了国有化以后，国有企业的投入产出比就一直在下降，至今每生产100元工业总产值，只能增加不到25%的新价值，其他都消耗掉了。这个增值率，如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低得多。而我们的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其产值增值率却差不多都能基本达到国际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经济环境都在变化，国有企业改革却因为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而始终停留在让利放权等“小打小闹”的水平上，越来越难以适应国内外的经济环境。这才造成了“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的可悲局面。

现在国有企业亏损面还在扩大，一年的亏损金额已经从80年代中期的几十个亿，上升到1997年的几百个亿。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有企业可以说完全在靠银行贷款过日子。1994年的实际负债率已经上升到80%以上。1995年，国家对全国30.2万家国有企业搞了一次清产核资，结果扣除所占国有土地的价值不计，它实际拥有的国有资产总量与负债额基本相等；也就是说，它们虽然名义上还叫国有企业，但是，国家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没有资产可言了，何况这些企业现有的资产，绝大部份是机器、厂房、产品等实物，即使拍卖也未必能卖出相应的价钱。因此，其所欠银行的代款，相当部份实际上已成了收不回来的呆帐和坏帐。考虑银行的钱90%以上都是广大城乡居民辛辛苦苦的储蓄和企业事业等单位的存款，到期是必须支付本息的。如果继续这样硬撑下去，不顾一切地维持那些明明已经连利息也付不起的国有企业，使银行的大量贷款收不回来，以致资金支付困难，从东南亚各国近年发生严重金融危机的教训看，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与警惕。

有的连基本工资都发不出去需求怎么上得去；职工需求上不去，城市需求就上不去；城市需求上不去，农副产品增加了卖不上好价钱；农民增产不增收，农民的需求也上不去。这是一个非良性循环的严重问题。

我们在宣传上总是说“国有企业效益正在提高”或“正在好转”给人一种好象还不错的印象。实际上说“好转”，往往只是根据一个指标，如1997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比1996年增加了大约100亿元。但搞宣传的人显然不了解，在此期间，光是由于银行降息（1996年底一次，1997年两次），国企的利息支出就减少了至少到1,000亿，一边是利润增加100亿，一边是利息少支出1,000亿，你说国有企业的真实效益是提高了、还是进一步降低了呢？

1998年国有企业的情况可以说更加严重。仅上半年它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按金额计算，大体上就上当于1998年的大水灾。这场水灾造成的损失，根据温家宝的报告，大约是1,666亿。而国有企业造成的损失呢，亏损是560亿，欠四大专业银行的利息增加了1,200亿，增加互想拖欠款1,500亿，产成品库存增加近400亿。这后三笔加在一起，就达到3,100亿。乐观一些只算三分之一收不回来，至少也有1,000亿；再加上亏损的560亿，就是1,500亿～1,600亿，基本上等于1998年水灾的损失。但这场大水灾，长江是百年一遇嫩江是前所未有，而国有企业不过半年就造成了这样的损失！年复一年地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

据社科院统计，现在国有小企业约有10万家，负债率超过120%，亏损超过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