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除专制 天下民主 乃国民所愿

车宏年

在许多国家社会转型的今天，专制中国已是四面楚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每个中国人现在都应当考虑一下，中国的问题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吗？退一步说，即使仅仅是经济问题，单纯在经济领域内能够得到解决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中国历来没有一个独立的经济运行机制，甚至没有一个独立的经济领域，政治控制无孔不入。

在中国行政之手处处泛滥，致使中国各行业至今无法走上正规（轨）。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法不分、政教不分，行政之手无处不在，企业、学校、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等。行政的干扰所造成及潜在的危害，不得不使我们这个社会尝尽恶果，导致我们这个社会无法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如果中共羡慕现代发达国家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国防的先进结果、羡慕人家的管理，那么中共就不能只盯住这些先进结果，而必须学习那不断产生先进结果与先进原因。不仅在于那些先进法律、先进制度和先进执政人选，更在于那些能产生和调整这些法律、制度和执政人人选的先进机制；不仅在于这些先进原因，先进机制，更在于那些创造先进结果、先进原因、先进机制的人。

世界先进国家，不在于他们有没有危机，弊端、恶义和阴暗面，而在于他们有制约和消除这些危机、弊端、恶人格阴暗面的先进机制。

华盛顿等开创的美国总统连续不超过两届制，美国宪法、严格议会制、三权分立制、议会内部的辩论制，严格的法约意识等等，为美国后来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名垂青史，其威望远远超过历代极权专制的皇帝。

国家对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开放，就是这一战略投资的主体工程。开放言论，天不会塌下来。

人们观念的陈旧僵化常使领导者为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而担心，因而又常要特别强调思想的稳定。专制政治体制的弊端对经济改革的扼止和损害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但社会民主、政治公开、权力制衡和言论自由这些可以消除或减少体制弊端的，却又常常受到拖延，限制指责；中国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新秩序的矛盾与价值规律的不相容，已经处处可见。

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扩大个人自由，使人真正拥有在现代社会应有的自由权力。这些自由权力其实也是现代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分权制衡体制，因为大量事实证明，绝对的权力必定造成绝对腐败。不能把希望寄托个人的道德品质上，必须以权力限制权力。

进行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通过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以及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的建立、堵决腐败之源、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是要解决政府与社会的权利分割问题；民主化是要解决权力机构的权力来源问题，监督制约机制的建立是要解决社会惩治性力量的有效性问题。上述三项不仅具有道德意义（从根本上有助于自由、民主、公平等诸价值的实现），而且具有道德价值。

在中国目前这种情况下，不能不借助立法的形式树立规则的权威性和借助司法的力量保证规范的制约力，事实上民主社会有此先例，如制定反贿赂法，公务员职责条例，社会基本公德保护法等等。当然，可以用法律加以保护的规范仅限于道德律令中的诫律部份，它只规定人们不能做什么，而不应要求人们应该做什么。

目前，所讲的腐败现象，大都带有封建主义的特点，是封建特权的表现或衍生物。它理应属于商品经济之前的那个时代。在中国逐步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这种腐败现象渗透到商品经济当中，将会形成一种畸形的商品经济。而这种畸形商品经济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

如果把封建意识的沉渣泛起来，中国的腐败也看成是某个机体的病症的话，那么，这个机体不是别的正是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

封建的中世纪是“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这一时期的人类就象家畜一样经受着世袭专制权力的驱使，人类历史无情地表明，不管任何政治骗子和权术家的鼓簧之舌如何吹嘘，实际上，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真正完全、彻底击溃专制并永远摒弃了它的那整套道德呓语的，只有一个，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所带给人类的完全自由与竞争。经过历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的不断努力，终于产生了资本主义赖以长期生存的政权结构——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制。

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封建专制政体的抨击和对政权结构的探索，可以追溯到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全盛时代以及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16世纪法国人波丹提出了主权论。17世纪英国约翰•洛克提出了分权学说。法国人孟德斯鸠进而提出了“三权分立”理论，即把中央集权分为相互独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并论证只有分权，才能保障“法治”，才能避免重新回到专制。18世纪法国人卢梭要求全部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必须由全体人民参加立法，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美国人杰弗逊进一步发展了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不仅要求中央集权分权，而且主张除一部权力必须由联邦集中以外，把国家权力分散到地方各级政府，从而组成相互牵制、相互平衡的政府结构，以此更有效地防止个人独裁，防止封建专制的复辟。杰弗逊不仅是一个思想家，而且对自己的理论身体力行。坚决放弃竞选连任第三任总统，从而在美国历史上与另一位总统华盛顿一样，从实践上为创立美国式的民主制树立了榜样。

三权均衡的政治体制，符合辩证运动规律、联系、制约、负反馈使得该政治体制摆脱了产生极权，对复辟封建专制具备了天然的免疫力。适应和保护了社会的自由竞争。恰恰是不断的自由竞争赋予了它生命力，使它具有了高效率的运转机能和高度的内部自我调节能力。这种具有高效率和高度调节能力的权力结构的几个世纪以来，若干代人在不断的竞争中用血汁和智慧形成的结晶，它历史地体现了实践着辩证法的丰富含义。正是这种实践的辩证法赋予了资本主义社会以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使它在私有制引起的险风恶浪中奋争了一个多世纪，看来它们仍会长期地奋争下去，也正是这种实践的辩证法为人类更进步的社会。准备了实现真正民主的社会结构模式。

中国49年以后，实际上采纳了前苏联的模式，后来甚至愈走愈远回到中国封建传统的老路（十年浩动，是以为证）。前苏联这种模式后来在东欧、东亚、南亚、北非、南美广为传播所造成的影响而言却不能不看到它实际上是起了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前苏联模式本身具有社会主义形式的封建心理的变态。这种变态的社会主义不可能真正解放社会生产力，相反，随着历史的前进。将愈来愈显示出它对社会生产力的束缚，这种束缚把生产力的水平永远压制在资本主义国家之下。

在中国，甚至有过之而无及，既有历史的根源，也有个人的责任。金字塔体制与中国自秦创郡县以来，几千年谬种流传的封建权力结构并无本质差别，前苏联模式的引进正中了中国封建传统的下怀。

没有“法治”，就没有民主，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中共夸耀了多年的“民主”，1957年一个反右就钳住了几乎一切人的口。到了十年浩劫，这场“民主”戏是否演到了头呢？1989年中共用其更残酷的手段，再一次血洗天安门。1998年又一次把反专制者投进牢房。

如果没有合理的自由竞争，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民主。对于中国，还必须强调一句，如果没有合理的自由竞争，中华民族就永远别想摆脱封建专制的严重影响。

人们可能会为“竞争”二字犯忌，以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殊不知它早就在我们周围发生过千百万次，并且永远要发生。只不过，这种竞争的内容和方式极不正常，极为无耻。长期以来，多少人不是为了在社会中拔高自己，为了得到上司的青睐，为了一官半职，为了入党…竞争过吗？他们拉关系、走后门、阿谀奉承，吹吹拍拍；送礼受贿，贪污盗窃；结党营私，狼狈为奸；大兴冤案，公报私仇；官官相护，草菅人命……。总之，人类中一切最卑鄙最无耻的手段，伎俩全被用到这种竞争中来了，而金字塔体制中一切僵化的，如一言堂、家犬制、裙带风、终身制……等等偏偏成了这种无耻竞争的保护神。在这种竞争中反倒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勤劳、智慧、坚毅、诚实等等变得一文不值。十年浩劫与其说国民经济方面的损失惨重得惊人，莫如说在中华民族的心理上的创伤要惨重、深刻得更加惊人。中国的整整一、两代青少年竟如此污秽腐恶的脏水中泡大了起来。

金字塔体制是一种弊病百出的作用机制。因为权力信息、也即控制信息唯一从金字塔顶发出。要使这种控制信息能够控制整个社会，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显然必须满足以下三条：（一）处于最高权力顶峰的当权者，因为只有他对底层的一切都能了如指掌时才能给恰当的控制信息；（二）处于中间层金字塔顶端的当权者，必须是“一切照办”的工具。（三）处于最底层的人民群众必须是没有灵魂的物，可以随人摆布。可以看出，金字塔体制是一个极不人道的体制。

我们也应该看到，近20多年已再次充分证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弊端太多，不改不行。还要看到，中共的专制压制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民主发展进程。

从长远来看，各级共产党组织领导机构都不应该是权力机关。任何党的领导机构都不应该凌驾于各级政府政权机构之上，只能溶化于各系统之中。共产党书记、委员完全可由一般的干部、工人、农民等经过共产党内选举担任，他们必须在社会组织内有自己的专业责任，不应当成为没有社会职业的人。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没有指挥别人的权力，他们的责任只在党内。

党和权力的分离显然可以有助于纯洁党、精炼党。在未来的社会结构中，党的政治生命肯定地要经受严峻地考验。当一切权力真正属于人民，各级政治结构中的首脑，人民代表、议员，各级经济部门的负责人等等全都要经过人民的自由选举，如果党的各级组织不能把一切最优秀的份子吸收、团结到自己周围，那么，党的成员就很可能失去竞争力量，而在各级权力机构中落选。不过，这也没什么可怕。真正的正义党向往的不是权力，而是人类未来美好的理想，是消灭一切对人的不合理的束缚。正义者的胸怀至少应该比华盛顿、戴高乐更宽阔如果华盛顿都可以放弃当国王的权力，戴高乐能够不居功握权，就连资产阶级的改革家在改革时也往往要用自己的廉洁取信于国人。那么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向世袭的权力的传统挑战呢？为适应时代，中共应更换其党称，东欧就是个例子。把不属于党产的那部分财产归还给国库。

历史告诉我们必须改革体制，必须重新发起对专制传统的进攻。只有充分提倡合理的竞争才能彻底冲决封建的罗网，才能真正使中华民族永远摆脱专制的蒙昧和黑暗。

竞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问题在于我们需要的是合理的自由竞争，而不是那种把中华民族的灵魂拖向深渊的无耻竞争，我们必须让智慧、才能、诚实的劳动再现出来。总之，一切人类的美德在竞争中取胜，而决不是相反。而能够充分保证这种合理的自由竞争的权力结构和制度只能是三权均衡的民主政治结构。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

三权均衡的民主结构是实践的辩证法，而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却是孤家寡人的僵死结构，是个人意志决定一切的结构，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结构。因此，必须彻底加以清算。

合理的民主政治社会结构必须满足下面三个基本条件：（一）信息结构能通性；（二）符合三权均衡原理；（三）政治结构对经济基础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控制作用必须属于“弱控制”。

在政治结构中的三个权力结构始终相互制约的结构方式提供了杜绝封建专制再次发生的能力。

经济基础结构必须与政治结构相对独立，这是进行体制改革的第一要务，是冲决金字塔体制的根基，摧毁封建管理形式的社会小生产的关键步骤，通常所说政企分开、企业自主权正是这方面的内容。

意识形态结构必须充分自由，即有充分自由的精神生产状态，又有充分自由的社会“观测结构”，这是从意识形态上巩固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

合理的社会结构保证了民主法制的有效，有效的民主法制保证了合理的自由竞争，而合理的自由竞争正是促使合理的社会结构辩证运动的动力。

改革中国社会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一环，即如何增进中国社会系统中各种信息结构中的反馈速率。应该看到，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信息反馈的机制是不太正常的。专制极权的错误一而再，再而三，灾难性的恶果象滚雪球一样愈滚越大，几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然而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社会信息结构的过份单一化；国家政治系统感冒，其它经济系统、科研系统、教育系统等等。也跟着发烧，这在民主社会，甚至在中国古代也是罕见的情况。正常的信息反馈被阻断、假信息反馈却盛嚣尘上，假话、谎话、无聊的套话、夸大的神话，不仅信息为零，而且为负值；赞歌、颂歌、永恒的圣歌，说穿了是催促社会腐败的丧歌。

还应该看到，社会信息的单一化金字塔型结构与中国传统的贤人政治是一母所生的双胞胎。它们全都不利于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亡就象压宝一样压在少数人的“贤能”上。他们与国家一荣俱荣，一枯俱枯；加上终身制、老人制，情况就更糟，接班人选得再慎再重，免不了寿终正寝时，社会又是一番动荡，地震洪水沙尘暴等，天怒人怨这样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怎么“反馈”呢？

高度集权的统治权威总是身处“莺歌燕舞”，颂歌盈耳的环境和状态中，自我感觉总是极佳。于是他们根本不可能发现其政策是否达到了原先预定的目标。并且，这类统治权威一般都是终身执政、老人执政，既不受舆论的监督制衡，也不受竞选的选择制衡，不存在任何自动纠错机制。在这种情势下，开初的战略决策倘若“差之毫厘”，若干年之后，就必将“谬以千里”，最后，只有走到“天怒人怨，濒临崩溃”的局面时，或才能幡然醒悟，反省回头。然而，国家民族已经遭受了无可弥补的损失了。

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呢？中国的教科书从早在30年代的前苏联抄来的东西实际上已成了一整套人人念念的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必须相应地适应生产力经济基础，等等。至于实际怎样“决定”，怎样“反作用”、怎样“适应”，生产力、生产关系到底是什么，并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理论家们尽在概念、范畴上摩来擦去争论不休，不仅没有推动理论的进展，反而削弱了理论的价值，甚至使之屈从于充当文学侍从的角色，成了文过饰非的工具。

20多年过去了，人们敢于承认体制僵化的事实。然而“僵化”症结究竟在哪儿呢？好在恩格斯有一句话：“随着自然科学领域内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就不可避免地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形式。”有鉴于此，中国何妨变换一种方式，尝试从现代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观点，重新探讨认识一下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些问题。

我们更主张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式的不流血变革方式，而希望竭力避免法国1789年式的流血专政，以暴易暴的变革方式。事实上，暴民政治是有传染性的。暴力夺得政权必用暴力维持，这是历史的铁的逻辑。

出反对一切恐怖主义。所谓恐怖主义就是：剥夺一切人的独立地思维、表达创新的权利；专权的少数人迫害人类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多数人──工人、农民，尤其是人类社会中部分最脆弱的少数人──思想领域中的离经叛道者及活动领域的创造发明者；凡剥夺一切人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的专制恐怖形式，都是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不仅仅表现在对人类生命的威胁，更表现在一切人的专制对人类社会的弱势群体多数人──工人、农民及最脆弱的少数人──思想领域中的离经叛道者和活动领域的创造发明者的威胁、迫害甚至于生存权的剥夺。它是一切恐怖主义繁殖的温床。

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尽管在其他很多方面的现代化性更强，然而却最终不易实现现代化。而在相反的方面，如享廷顿总结的：“传统政治体系的结构越多样化，权力越分散，则其政治现代化将越不具有暴力性，也越容易适应政治参与的扩大。这些条件使一个现代的和参与的政治体系的出现成为可能，而且更有可能出现民主的而不是专制的政体。”（享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283）。这就表明，不管统治者喜欢不喜欢，分权制衡之道是现代化进程必定要经过的一条“独木桥”。

我们以为经济上须从立法上解决产权问题。政治上须勾划出某种分权的格局，并使各民主党派逐步真正成为独立的政党；行政权并非要削弱，但必须使之纳入某种横向权力制衡的体系中，使权力的配置各自更加独立，以防止滥用绝对权力的事件循环发生；此外，须逐步把选举制度由形式上的转换为实质上的，也即把在经济体制中引入的竞争机制再导入到政治体制之中。从而创建权威的合法性基础；须用法律真正保障新闻自由和舆论独立，使合法民主党派可独立办刊办报；这些都是极为根本的。

中国政治体制与危机则是因袭于历史传统的旧体制还在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中的除旧、老迈、反智、反自由、反民主、反现代化等弊端，有待进一步革除，因为这是中国社会常流于无序、常发生治乱极化的间歇振荡以至社会发展极其缓慢的总根。

总之，中国已无退路。很显然，客观的态势已使中国不可能再紧锁国门，“自力更生”来解决危机了。肯定不可能脱离世界性的大潮，孤立于世界秩序之外去恢复秩序了。去除专制，天下民主，真理、自由高于一切。人类文明之光将普照中国，是任何形式的专制无论它如何顽固都不可能阻挡人类文明之光。

《民主通讯》2002.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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