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时局的发展

车宏年

一、“邓式修正主义”将走向衰退

中国的经济转型必然导致自身的向民主转型发展。在经过近30年的经 济转型，每一个转折都给人们带来了痛苦，证实了变革因素都要从自 身内部生长出来，才会最终完成社会转型。“自身内部生长”这里并 不是单指体制内，更重要的是体制外人民群众近30年的维权抗争，这 就是中国人自己所做出的努力。

在我们面临新时期中，民主反对派必须保持其独立性，不断给作为既 得利益集团的当局施加压力。反对派精心保护自己独立性的同时，也 要避免损失，并且一有可能，就将进入拓宽中国公民自由的具体讨 。

历史上就这么巧合：1968年东欧反叛共产党人倡导改革，得到社会的 广泛支持，但受到斯大林主义的抵制；引来了苏军的干涉。这就是那 个“布拉格之春”。1968年东欧“布拉格之春”到1989年过了21年， 东欧实现了社会民主转型。

1989年中国军人把坦克开进北京城，军人的刺刀和枪声战胜了手无寸 铁的人民。距今也快20年了。在这近20年间，反对派不断斗争壮大。 中国与东欧的不同是：“自由市场经济”这只无形之手侵蚀了中国共 产极权的体制和专制法则。整个党和党的机构已滞后于经济转型了。 中国社会民主转型的时期已经来临。邓小平所提的20年账单，账目不清，期限已到。

经过经济转型近30年，“邓式修正主义”必将走向衰退。邓的“猫 论”是对经济规律的严重破坏，它煽动起人的恶的一面，不择手段地 进行掠夺，后果正如人们身边所发生的。随着邓所扶持和内定接班人 的离任，“邓式修正主义”即告结束。

接下来是体制内、外宪政推进的新时期，尤其是民间的维权运动推动 了宪政民主。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人“公民社会民主演练”的转折期。 由于“邓式修正主义”的结束，反右和“6．4”问题将在这一时期解 决。那么这两大问题的解决，人们期待的民主转型就必然到来。 （“邓式修正主义”一词，笔者在这里视为中性词。）

实际上经济转型近30年，为民主转型理清了道路，这要感谢无形之手 ──自由经济市场。它不仅为中国注入了诸方面经济规则与世界接 轨，而且同时自由不可避免地闯入了社会生活中，催生了社会生活中 人们的思维改变和思想活跃。这一切都是新时期宪政推进所必须经历 的前提准备。

二、《物权法》的讨论开启了新时期

《物权法》有比没有好；它正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正如 《企业法》、《经济合同法》、《专利法》、《商标法》、《森林 法》、《会计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等，它们都是在经 济转型达到一定阶段孕育而生。《物权法》如同其他法一样引起争 议。它与各阶层的利益攸关，因此更能引起低层民众的广泛争鸣。

自经济开放以来，左派从未停止过攻击。1978年以来，左派和右派一 直影响着中国政府的左右。经济转型的今天，左派再也不能用“毛式 共产主义”理论来支撑和解释政权的合法性了。一旦进入市场经济， 再想回到从前已成为不可能。

共产党万万没想到：越是经济转型的深入，“经济自由市场”这一无 形之手的威力就越大。尽管共产党在利用国家机器对付民运人士、维 权人士和自由主义者时，是那么的得心应手。然而面对看不见、摸不 着的“无形之手”，却显得越来越被动了。事实证明，随着经济转型 的深入，这一“无形之手”与专制处于对立关系。它在或正在侵蚀着 和动摇着专制的合法根基。

共产党已没有退路了。他们很清楚，一切对市场力量的压制都将是灾 难。经济转型的深入，一个滞后的政党该是作出转型的时候了。中国 经济转型的今天，该是摈弃《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了。因为《共产党 宣言》已被国际共产党集体糟蹋得不象样子了。

的确，《物权法》还不尽如人意，它毕竟还是在后极权经济转型的腹 中孕育而生，甚至还要在后极权主义下度过它的童年。所以，《物权 法》还是一个发育不成熟的“孩子”。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孩子” 降生后已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发出了它的第一“哭声”。这第一“哭 声”的意义，就在于它对我们这个社会生活所发出的抗议。

因为我们社会的司法存在着不公正和没有独立性，既得利益集团会利 用这个“孩子”使自己所侵呑的国有资产得以顺利外流。一个在后极 权主义下发育不全的“孩子”，还不能完全阻挡既得利益集团的疯狂 掠夺。但“孩子”的“哭声”，却震撼了我们的社会。我相信当这个 “孩子”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会有更多的人站出来保护“孩子”，以 便促使“孩子”生存的社会加以变革，而给其补充营养。这正是我们 和更多的人要努力的。

三、后极权主义快撑不住了

左派和右派现在人们谈论得较多。上世纪71年代，由于林彪的反叛， 导致了共产党内部政治上的崩溃，专制独裁的权威开始崩塌。“毛泽 东思想”从延安到北京坚持了40年，权威受到质疑，反权威开始在社 会上漫延。72年中共开始解放和半解放党内“走资派”并恢复右派的 工作。同时，中共在国际上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建立了外交关 系。这也是中共那时在国内和国际寻求的一种“和谐”。但是，社会 上流行着一种叛逆思潮：共产党说是好的，老百姓就认为不好；共产 党说是不好的，老百姓就认为好。这种叛逆思潮当时在社会上漫延。

从上世纪70年代初，毛的权威的垮台到邓、江，左派从维护“毛式共 产主义”权威到批判“邓式修正主义”核心。这里的批判仍以“毛式 原教旨主义”批判“邓式修正主义”核心的。

然而，右派一贯采用他们的谨慎态度却又不乏勇气，争取给这个社会 更多人性的一面。到了胡、温时期，右派在体制内、外培育人权概念 普及，在体制内做着改良而对社会有效的事情。

在我国，不管是左派意识形态也好，右派意识形态也好，他们都是在 极权主义下产生的。左派意识形态只有在极权主义专制下，它的作用 才能发挥的淋漓尽致，为共产党出谋划策；但到了后极权主义阶段已 不再起主导作用了，但这并意味着共产党放下左手。

右派在社会上继续发挥着他们存在价值的积极作用：他们试图通过来 自下面的压力与政府当权者对话，而这一对话是致力于争取和捍卫自 身的权利而进行的。例如为受迫害的群体仗义执言，在社会上寻求独 立于政府之外的自主行动，保卫自己的权利。

不是政府的制度应该怎样改革，而是怎样反抗专制以保卫自已：也就是 要在政府权力机构之外恢复和找回社会公民活力和权利；在民间培养 公民意识，结束对极权主义的恐惧；在宪政民主、公民社会到来之 前，开始向政府权力行使公民权利。

例如“钉子户”吴苹，这是后极权主义政府所不愿看到的事实，专制 权力已不是那么随心所欲了，专制权力想对这个“钉子户”运用暴力 不是没有能力，因在社会和舆论广泛关注和压力下，双方选择了妥协。

“钉子户”吴苹是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一分子。她与千百万受害 者血肉相连，与人人生活密切相关，可以说，她是在维护公共利益。 她以她的实际行动打破了长期以来被极权主义完全垄断的社会结构。 这个实例告诉人们，我们可以自己行动起来，社会不再是极权全面控 制了，后极权主义权力不是不可动摇了。

四、民主是快乐的

在进入新时期什么新鲜事件、风险、烦恼、悲哀都有可能发生。民众 沉默的潜能可能在这一时期浮出，不管怎样我们都要面对所发生的一 切，努力跨越这一新时期。

《物权法》的出台，再度引起对左派和右派的及社会的广泛讨论。此 时，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多元化的不同价 值观，汇集到“磨合”地带进行“磨合”。这是这一新时期的特点： 不同观点的人都在试图拉进距离。因为民主转型的到来，社会各派别 力量团结合拢来完成民主转型。

经济的转型使得人们的一切衣、食、住、行都发生了变化。在多元对 抗纷争的局面下，各种意识形态的对抗开始有了转折，在对抗中寻求 如何学会妥协，学会如何在一起生活。换一种方式，渐进民主也许比 所谓激进会有意想不到的变化和推进。经验告诉我们欲速则不达。但 这并不意味着民间反对派与极权主义“战争”状态的结束。这是因为 他们担负的历史角色所决定。

《物权法》意味着对过去的否定。它有可能为土地私有化打开方便的 可乘之机。农村土地私有化完全可以有效地遏止制度性掠夺。中国的 市场经济人性面太少，而贪婪的一面压迫着人性。因此，中国市场经 济还不能保护社会生活中贫困的弱势群体。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很脆 弱。确切地说，中国是一个泥足的巨人。

我们面对新时期，民主反对派不必对新的一代党的领导人抱有过分的 希望。民主反对派在新时期中，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反 对派要提出自己的目标。只有通过自己手上的目标，来对应新时期出 现的问题，从而为民主转型作好充分准备。在中国社会转型进入新时 期的今天，讨论、磨合、妥协和困难的抉择，是我们每天共同面对 的。只有与社会各力量派别之间扩展“磨合”地带，才有可能使妥协 上升到有意义的层面。

政治体制到了必改的时期，不然就不能遏止和解决贪婪的掠夺与社会 不公。中国不走宪政民主之路，经济转型没有先进制度相配套，如果 经济转型后贪婪掠夺再持续恶化的话，社会大动荡就不可避免。 不完善的社会需要民主，民主在不完善中充实。所有意识形态之观点 的争论都将受到民主的磨合、包容。民主让人们懂得了如何运用妥协 和宽容来消除仇恨和排除异己。因而，民主是快乐的。

（2007-05-18）

民主论坛 上载：[2007-05-21] 修订：[2007-05-21]

作者：车宏年

作者：车宏年